灯塔这种物品引起了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一系列争论，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关于灯塔的话题还会继续下去。
除了“领跑理论”，经济学家们为了实现社会的效率与公平，还提出过很多漂亮的创新，其中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学生教育券和负所得税无疑是最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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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政府担心穷人们买不起房子，于是为穷人提供适用房或者低价租给他们房子，政府担心他们负担不起教育，会提供义务教育，在医疗上有免费医疗制度。同样，针对那些收入低的行业进行补助，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阿罗经过严格的证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悖论：如果我们希望整个社会理性，那么不可避免出现一个独裁者；但如果不要任何独裁者，那么做出来的社会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阿罗的努力把人们的视线从市场民主延伸到了政治民主，他提出的疑问直接导致人们对福利经济学的怀疑，人们甚至怀疑“民主”本身。
经济学家把这两种方法分别称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显然人们大多喜欢采用计件工资制，但这是为什么呢？对于彼得来讲，如果选择计时工资的话，需要测定工人的效率并且监督工人，这样会花费更多的成本。彼得选择了一种更为廉价的测定时间和监督生产的方式：计件工资。在计件工资情况下，工人们会更加努力的工作，研究人员在对菲律宾工人的调查中准确地发现，在计件工资安排下，工人的身体消耗的卡路里比计时工资时多了23%左右，而生产率提高了50%。自70年代中期开始，在经济学家严厉批评下，公众对管制所强加的经济负担也深感不满，全社会引发了一场强有力的、旨在废除许多特定的管制方案的政治运动。最终，1996年，美国政府根据《终止州际商业委员会法》解散了州际商业委员会。
负所得税源于这样一种思想：应该鼓励那些低收入的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而不仅仅是依赖政府的补助。传统帮助穷人的方法是，设定一个收入平均水平，对那些低于平均线的穷人统一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以满足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然而负所得税的做法改变了统一分配的原则，同样制定一个收入平均水平，然后根据每个家庭的收入差别，分别制定税收门限，当一个家庭收入超过平均水平就应该收取正所得税；而当一个家庭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时，就应该收取负所得税，即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但是这样的补助应该和家庭收入有关。
航空公司总是希望上座率越多越好，然而他们也知道肯定会有一小部分旅客常常定了机票却会临时取消航程，于是航空公司尝试超额售票制度，希望能够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他们的做法是，在一个合理估计的基础上，让售票量大于航班实际座位数。但这样的改进措施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办理登记手续的乘客多于座位数，那么就必须确定究竟取消谁的座位。
人们总是对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事情做出明确的结论，比如，游乐场的大嗓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此居民们提出了赔偿的请求，可公路旁的居民们大多选择自己安装隔音玻璃，却很少对“公路”提出索赔，再深一步，每辆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才是“公路外部性”的元凶，那么他们是不是该补偿那些公路旁的居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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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存在的根源在于节约交易费用。在科斯之前，企业常常被作为一个“黑箱”来对待，它是各个合作的所有者的资源通过合约所形成的相关的集合。在交易成本的指引下，我们终于能够揭开企业的神秘面纱。一个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宛如自然界没有摩擦力一样，是不现实的。而交易成本恰恰就是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因为市场价格机制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市场交易必然要付出代价，这就是交易成本的根源。
经济学家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比如说，一个人对该名画的真实估价为10万，如果说实话，出价10万，而次高报价为9.6万，那么他在买到名画的同时，得到0.4万的净收益；如果他说谎报价9.5万，则他将不能买到名画，净收益为0；如果他夸大名画价值，报价10.5万，其结果将有两种：当次高报价仍为9.6万时，他提高报价显得毫无意义；假如次高报价者也夸大名画价值，报价10.2万，那么他将要损失0.2万元，因为对他而言，效用只有10万元。这意味着说实话的结果比说谎的结果对自己更有利。生活中充满了囚徒困境。比如，两辆车同时到达交叉路口，他们不可能同时通过路口，否则会撞车，如果两个司机都停车，谁也不通过路口，那么又会带来效率的损失，最可能的结果是一个司机先通过，然后另一个司机再通过。再比如，公司里有一个生产部门和营销部门，生产部门关注的是产品技术问题，而营销部门关注的是顾客的需要，现在要他们在严格的技术和灵活的技术之间做出选择，显然，严格的技术只能用来生产一种产品，但是能够通过规模生产获得规模经济；高灵活性的技术可以及时修改并满足客户的不同需要，但这需要较高的开发成本并导致了较高的价格，结果营销部门倾向于灵活技术的策略，而生产部门则考虑严格技术的方案，最终，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均衡的选择。
诺斯深刻地指出，产权和制度的执行必须依赖于政府，而政府通常又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并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对落后制度路径依赖的轨道。这种没有政府不行，而有了政府也未必能办好事的两难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为我们建立和实施产权，作为回报，我们付给它税收。由于国家拥有暴力机器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与私人相比，实施产权时的成本要低得多。董事会怎样才能决定报酬是否值得或者说董事会怎样才能让总经理努力工作呢？这就需要设立适当的激励制度来解决这种问题。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董事会和经理人之间只能是不完全的契约，契约不可能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全面而详细的规定，必然留下可以利用的漏洞，而监督经理人的行为非常困难，这样经理人就可以在不违背契约的情况下，侵害董事会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目的，于是就产生了职务之便请客、公务旅游。
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被公认为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这位不羁的经济学家显然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对人性的探讨中凡勃伦开创了制度经济学。1899年，42岁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经济学著作《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这本书不仅奠定了凡勃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更是被看作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功臣与皇帝的悲剧，也能够用信息不对称市场进行完美诠释。
但交易成本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就如同任何一项交易都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一样，外部性的交易更是如此，为了使双方都能接受最终的结果，必然会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甚至导致交易无法完成。事实上，如果交易成本高昂，即使产权明确，市场仍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好的制度能鼓励人们增加社会的总体效率，使人们开发他们的创造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当然，在一个社会当中，不同人所需要的激励不一样，对制度的要求也不一样，激励制度的合理性、适合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